两年前的那届世界杯,阿根廷队赢得了桂冠银泰证券,然而他们拒绝前往总统府参加官方庆祝。阿根廷足协主席解释说,不愿把足球和政治混为一谈。足球界对政治保持距离的态度,或许可以追溯到更早的一次惊心动魄的历史——1934年在意大利举行的第二届世界杯。
回到1930年,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举行,东道主乌拉圭与阿根廷在赛场上奉献了精彩对决。乌拉圭夺冠后,国内外对这支球队的崇拜与关注激增,足球成了国家自豪感和国际影响力的象征。远在欧洲的意大利独裁者贝尼托·墨索里尼看到这种场面,心生一种极端的想法:借足球来提升自己的统治形象。
墨索里尼在1928年已彻底粉碎意大利的议会制度,建立专制统治。国内,他解散反对派、压制各种政治组织;对外,他煽动民族主义、寻求扩张,结果在国际上名声扫地,国内不满情绪也日益累积。全球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,墨索里尼迫切需要一个能迅速扭转局势的“奇迹”。比起漫长的战争与占领,他最终盯上了另一条更容易展示“成就”的道路:体育,尤其是世界杯。
展开剩余83%不久后,墨索里尼让意大利向国际足联提出承办第二届世界杯的申请。20 世纪上半叶,欧洲占据世界政治与文化舞台的中心,如果把世界杯办在意大利,无论从经济还是宣传上看都是一次大笔回报。于是,第二届世界杯主办权落到了意大利手里。但墨索里尼的目标并不仅仅是承办赛事——他希望借助东道主之利,把意大利队打造成冠军,以提升政府的威望。
问题在于:当时的意大利国家队远未达到后来的强队水准。为此,墨索里尼请来了严格的主帅维多利奥·波佐。波佐实事求是地评估国内球员后发现,能担当世界杯重任的本土球员寥寥无几。他提出一个令墨索里尼难堪的建议:必须从足球水平更高的南美引援。对讲“纯血统”和民族优越论的墨索里尼来说,这无异于侮辱,但现实的压力让他让步,公开表示“只要愿意为意大利出战,就算是意大利人”。
波佐随即南下招兵买马,甚至从阿根廷带来几名优秀球员,组建起一支带有“外籍雇佣兵”色彩的队伍。训练也走军方化路线:在偏远山林里高强度训炼,磨练体能与纪律。墨索里尼感到满意,做出一项出人意料的决定:放弃东道主直接晋级的特权,让意大利队也走预选赛路线,以示“堂堂正正”的夺冠姿态。
预选赛开打,意大利首战4:0大胜希腊,显示出新阵容的实力。进入小组赛后,他们以7:1横扫上届季军、被看好的美国队,暂时让墨索里尼欢心。然而随着比赛深入,意大利队的比赛愈发艰难,尤其是与西班牙的1/4决赛,90分钟后双方战成1:1。加时赛里,双方体力透支、情绪激烈,比赛几乎演变为群殴。最终,双方在附加赛中仍未决出胜负,直到传奇球星梅阿查挺身而出,凭借个人能力打进决定性一球,意大利艰难晋级。
渐渐地,墨索里尼对比赛的期待开始偏离竞技本身:他更希望意大利能战胜当时实力更强的德国,以此向希特勒示威,向世人证明意大利的强盛。但意大利队一路跌跌撞撞闯入决赛,对手并非德国,而是淘汰了德国的捷克斯洛伐克。对墨索里尼来说,这个结局远不能满足他的政治欲望,他甚至在赛前对球员下达了极端的“动员令”——承诺丰厚奖赏,若失败则以极刑相待,甚至口出“枪毙”之类的恐吓之词。
这样的威胁如同一道惊雷,把球员们从晋级的欢欣中惊醒。对他们来说,这已不再只是场比赛,而是一场生死攸关的考验。开场后,意大利队似乎被激发出前所未有的斗志:拼抢凶狠、防守紧密。上半场,实力本应占优的捷克斯洛伐克难以破门。高强度防守带来的是更快的体能消耗:到比赛下半段,意大利球员出现疲态,终于在第70分钟被对手抓住机会,以1:0领先。
那时,比赛剩下大约二十分钟,但球员们心里清楚,这二十分钟可能决定他们的生死。出人意料的是,领先后的捷克斯洛伐克忽然收缩防守,甚至在防线上露出漏洞。有一种说法称,对方球员听闻墨索里尼以生命威胁球队的事后,不愿成为政治屠戮的帮凶,故意放水;也有人认为那只是战术调整或体力因素所致。无论真相如何,意大利在终场前九分钟扳平,将比赛拖入加时。
加时赛中,梅阿查再次发挥关键作用。他组织起一连串快速、默契的配合,把球传给更有位置的恩里克·古埃塔,随后萨奇亚维奥从禁区里冲出接球、停球、突入射门——一气呵成,打入制胜球。剩下的时间里,意大利苦守防线,最终惊险保住胜果,全队得以幸存。
从这件事可以看到:把体育变成政治工具,不仅愚蠢而且残忍。墨索里尼试图用一场足球赛来换取民心和国际声望,甚至用生命威胁逼迫球员,这种把竞技场当作权力舞台的做法令人发指。幸好球员们顶住了压力,用球技和毅力从独裁者的阴影中脱身。但这段历史也提醒我们:当体育被政治化,运动员和比赛就可能成为更大权力博弈中的牺牲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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